地方如何适应财政减收的新常态

地方如何适应财政减收的新常态？

中国经济减速带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。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8月份，全国财政收入9109亿元，比去年同月增加521亿元，增长6.1%；其中，税收收入7287亿元，同比只增1.9%。具体到中央与地方政府，中央财政收入4454亿元，同比增长5.5%，主要是受国内增值税、进口环节税收等增幅低影响；地方财政收入(本级)4655亿元，同比增长6.6%，主要是受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明显回落等因素的影响。　　房地产趋冷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数据层面上，基层财税官员对此感受尤甚。不久前，财政部相关司局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，来自东部省市的财政官员们大倒苦水称，财政收入未来可能会持续走低，“没有更差，也不会更好”。不少省市的财政部门开始准备调整收入预算，等待提交给10月的当地人大常委会审议。在以往，人大调整财政预算都是调增收入，但据地方相关人士表示，今年不少地方恐怕都会调减。在东部某省组织的一次税务部门培训中，基层的税务局长们表示，9月、10月份完成任务很困难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没有一个可以替代房地产行业的产业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为应对财政收入下滑，地方政府想了不少办法。一位基层财税官员表示，第一要务还是努力完成收入任务，非税收入是能想到的最可行的办法。据介绍，他所在的市连续几个月非税收入上升得都很厉害，“8月非税收入比去年上升了8个点，现在我们税收只占收入的70%多，非税收入上升太快。”分析人士指出，非税收入总体来说就是两部分，一是行政权力带来的规费，二是产权和资产，比如土地、行政资产、自然资产。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政府收入压力增大，需要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，加快资产变卖的速度。如果最后还不能完成任务，各种规费与过头税恐怕难以避免。　　在我们看来，当前这轮房地产趋冷是趋势性的，供给过剩(尤其在基层)使得房地产市场很难因为短期的救市举措回暖。这意味着，经济下行和财政减收也将是趋势性的，过往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重现。地方政府需要适应这样的“新常态”，基于财政减收的基础情境进行预算编制和调整。问题在于，该以怎样的方式适应？　　首先要改变的是对房地产的依赖。近年来，地方经济发展对房地产、新城新区开发建设的依赖程度很高，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。在财税减收、土地也卖不动的情况下，这部分存量债务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老大难，很难甩脱。存量债务既已难以化解，在增量上更要谨慎，地方政府要避免重走过往的道路，以免雪上加霜，最终导致债务规模失控。在此，思想观念的转变极其重要，要转过这个弯来。这一方面，云南是个反面典型。在明知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的情况下，云南省发改委依然强调“加快推进136个重大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”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引火上身。　　在转变思维的同时，也要改变政府行为，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。去年以来，中央领导便反复强调，要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”，三令五申“节支毫不动摇”，采取严厉措施，从政府入手，从公务消费入手，坚决杜绝浪费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将省下来的钱，用在公共福利的“刀刃”上。往后看，这样的紧日子可能要一直过下去，并且随着“八项规定”及反腐败的深化，以及《预算法》修正案在制度上的完善，地方财政将被置于更加严格的监管框架下，接受更加严厉的监督。　　此外，适当收缩业务条线，主动放慢经济增长目标也很有必要。需要在财政减收的同时，更大力度的减支，尤其是减掉那些竞争性的项目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、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。在以往，由于房地产和新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，仅利息负担便难以承受。在未来，这些摊子都有必要进行收缩或者变卖，通过PPP和混合所有制的方式，导入民间资本。不过，导入民间资本的前提是民资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，同时价格是公开与公允的。制度上的保障和市场化改革将成为下阶段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，改革是对冲财政减收的良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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