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城镇化不能盲目求大

地方城镇化不能盲目求大

最近一段时间，特大城市、大城市规划和建设成为关注焦点，诸多地方政府借新型城镇化的胎动积极谋划，进而引发热议。　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最近几年，一些民间组织开展了对大城市功能和发展障碍的评价，诸如“中国最不宜居十大城市”、“中国交通最拥挤十大城市”、“中国最衰落十大城市”，甚至有机构还评出“中国十大鬼城”。　　这些大城市暴露出的弊端，主要集中在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、房价高企、就业困难、外来人口得不到人文关怀等，突出反映在以下几“荒”：需要城市管理者举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地铁、轻轨基础设施，引发“钱荒”；需要配置大量住房设施而出现“楼荒”；由于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，外地中小城市群众集中到北京等大城市就诊引发的“医荒”；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的“校荒”等等。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过去往往只是一座中型城市声称要建设升级为“大城市”、或是一个单独地理单元的城市要建设和延展“城市群”，而当下地方利用新型城镇化，发起的新一轮大城市“规划热”显然已超越了这种限度。　　地方政府应意识到，大城市过度膨胀会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民生考验。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其客观规律。建城市是“大”是“小”，不仅受制于产业结构、资源禀赋、人口容量等经济因素，还受制于历史、文化、科技、生态、习俗等社会因素。中国目前需要的不是钢筋水泥垒起来的大城市，不是行政区划概念意义上的大城市，不是资源垄断、层级盘剥的“大鱼吃小鱼”的大城市，而是应该创新大城市的发展思路，通过非硬件的增量，如通过互联网来拓展大城市的“柔性”和“软性”，形成更多智慧城市。　　只有这样由“硬”变“软”，由“刚”变“柔”的城市发展新路径，方能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压缩过剩产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，同时也使所在城市的民众得益受惠。　　因此，未来中国地方城市的发展路径宜具备如下特点：　　一是创新城市规划机制，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、城乡建设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等规划“多规融合”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，不能把所有资源都挤压在大城市分配。二是通过设立“县辖市”增加设市数量。规范“县改区”，以增强市(县)发展自主权。三是要实行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管理模式，建议新设市可参照开发区模式，不设面面俱到的“四套班子”。四是实行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，以舒适、宜居、幸福、健康等指标代替现行的考核指标，防止利用新的大城市规划和建设，出现新一轮土地城镇化、房地产城镇化的倾向。　　与此同时，要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，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，使市政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具有稳定的、可预期的现金流。打破基础设施经营垄断和福利化供给机制，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。有条件的城市，应扩大自行发债试点范围，健全地方政府举债的法定程序，改变地方融资平台“抵押靠土地，付息靠卖地”的传统方式，把地方债全额纳入预算管理，不能因为领导更迭就“人走政息”，防范大城市集中投资带来的风险。　　在各地大中小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，要重点防止大城市的“吐”、“吸”、“压”消极现象，即对环境污染的“吐出效应”，影响其卫星城、周边中小城市的生态环境；对各类稀缺资源过度的“吸纳效应”，使中小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；对消费能力的“挤压效应”，将大部分居民购买力集中在少数大城市，扩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。当前还需注意的是，除要刹住各地的“造城”、“扩城”之风外，还应该扼制不切实际的“造园”、“造街”势头。　　总之，新型城镇化的方向绝不是造城扩城，大城市也不是越大就越美。除了要防止贪大求洋、贪大求快外，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特色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，要意识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“城市病”渐显，避免再走类似弯路。同时要严格把住城市规划和设计关，扎扎实实通过调查研究、问计于民进行城市投资和建设，使更多的城市既能以城为栖，“筑巢引凤”，又能以业养人，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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